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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朋友圈

2021-12-05| 来源:互联网| 查看: 317| 评论: 0

摘要: 在文学作品里显得严肃冷峻的鲁迅,在与身边朋友交往时,也会流露出生动的一面。(图/阿灿)作为经历过戊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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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作品里显得严肃冷峻的鲁迅, 在与身边朋友交往时,也会流露出生动的一面。(图/ 阿灿)

作为经历过戊戌变法、民主革命、辛亥革命以及“九一八”事变等重要历史事件的民族斗士,鲁迅一生交友无数,作家、学者、革命者、年轻学生、师长、平民阶级、精英群体等不一而足,在他波澜汹涌的一生中,这些朋友也参与其中,和他一同度过了许多岁月。

当我们走近鲁迅身边的人,尝试“跳出鲁迅看鲁迅”时,就会发现我们对鲁迅身边朋友的认知不乏误解,那个在文学作品里显得严肃冷峻的鲁迅,在与身边朋友交往时,也会流露出生动的一面。

鲁迅(后右)、许寿裳(后左)及友人。

被误解的寿镜吾

大多数人对寿镜吾的印象都来自鲁迅《朝花夕拾》中《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文章中提及寿镜吾是一个高而瘦、胡须花白的老人,也是绍兴城内“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因为他在上课时很容易自己读书读入迷,所以学生也经常趁着他“入迷”的时候在课堂上画画,或是在指甲上做戏。

在入三味书屋之前,鲁迅对寿镜吾已有所了解,晓得三味书屋是绍兴城内最严肃的书屋,自己到书屋内主要是学习孔孟之道、唐诗宋词以及文学典籍等。因此,在对《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人物进行解析时,有些研究者将寿镜吾归为封建礼教的“传教人”,认为他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扼杀了儿童的天性。

单从这篇文章来看,这似乎说得过去,毕竟课堂上有不少学生会高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当鲁迅问及“怪哉虫”时,也只是被对方不高兴地回了一句“不知道”。

但在现实生活中,寿镜吾本人却是科举制的反对者,他在20岁考中进士后就放弃了后续考试,转而在家中开设学馆,收徒授课,且一教就是60多年。

初始,鲁迅和其他同学一样,常在课堂上走神、做小动作。

在三味书屋上课时,学生每到晚上需要对对子。一日,寿镜吾以“独角兽”为题,引起了同学们的热烈讨论,他们中间有对“九头鸟”的,有对“五花马”的,答案千奇百怪。但在寿镜吾看来,这些答案多少都“欠点儿意思”,因为“独”含有数字的意思,却不是数词。

在这些同学中,甚至有人对出了“四眼狗”,还一度引起了满堂哄笑,因为“四眼狗”在当时是对戴眼镜之人的一种别称,带有嘲笑和调侃之意,而寿镜吾本人就戴眼镜。这个学生据说是鲁迅的同桌,答案也是鲁迅提供的。

后来,鲁迅和寿镜吾的关系却越来越深厚,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患病期间,寿镜吾曾在找药引一事上帮助过鲁迅。

周伯宜患病时,距离鲁迅祖父周介孚向乡试考官行贿事发不过一年之久。在鲁迅写的《父亲的病》一文里,他详细记载了周伯宜患病后自己的处境:鲁迅几乎要每日奔走在大街小巷中,按照医生开出的药方,去寻找那些稀奇古怪的药引子,诸如过冬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结对的蟋蟀等。

这些看上去十分纳罕的药引,鲁迅多数时候都能通过不同途径找来,直到医生开出的药方里写明需要三年以上的陈仓米做药引,当时的鲁迅遍寻多方,都无功而返。

就在这时,寿镜吾提了约两斤三年以上的陈仓米送了过来。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一书中写到了这件事——当时的米是装在钱搭子里拿过来的。

虽然鲁迅的父亲在不久后还是因病去世,且鲁迅在以后的作品中也很少再提及寿镜吾,但鲁迅和寿镜吾的联系却一直没有中断,每年春节前夕,鲁迅还会用“大红八行笺”给寿镜吾写拜年信。

1915年12月13日,寿镜吾的妻子去世,鲁迅得知消息后,还送了一副挽幛致哀,赶往三圣庵为寿镜吾的妻子吊唁。寿镜吾的妻子并没有什么学识,但在鲁迅的日记里,他仍十分恭敬地称呼其为“师母”,可见鲁迅一生对寿镜吾都是极为尊敬的。

回到《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你会发现这个高而瘦且头发花白的老人并非一如既往地守旧排新,他立有罚跪的规矩,持有罚人的戒尺,可这两样他都很少用。

不仅如此,他也对学生在课堂上看其他书目的行为给予了很大程度的宽容,而鲁迅也是在这一时期接触了中国古典文学,积累了基础的文学素养。

缺席的许寿裳

鲁迅去世后,遗体被暂放于万国殡仪馆,距离墓葬地约有10多里。出殡当日,共有16人为其抬棺扶灵,抬棺的人名声都很响亮,有萧军、巴金、聂绀弩、黎烈文等,送行队伍从殡仪馆一路随行至墓地,大家用抗敌歌声为鲁迅最后一程送行。

在送行人中,一向被视为鲁迅至亲好友的许寿裳却不在列。

许寿裳和鲁迅是绍兴老乡,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1902年。当时北洋政府选派了一批官费生赴日本留学,许寿裳和鲁迅抵日后都被安排在弘文学院学日语,鲁迅比许寿裳早到几日。

许寿裳所在的班级被称为浙江班,鲁迅在江南班,两个班级虽相距不远,许寿裳和鲁迅最初的交往却不多。至于两人第一次如何相见,谈了些什么,许寿裳自己也说“记不清了”,大抵绵延细长的情谊总是润物细无声地渗透。

在鲁迅和许寿裳的相处中,两人最常谈及的事情有三件:第一,怎么才是理想的人性?第二,中国国民中最缺乏的是什么?第三,它的根何在?和许寿裳说这些问题时,鲁迅尚在学医,加上他是从矿路大学毕业的,以至于当时的许寿裳倍觉钦佩。

鲁迅学医期间十分刻苦,成绩自然也不差,他也很受老师器重。但在第二学年,因为在学医期间经历了“幻灯片事件”,鲁迅后来便找到许寿裳,告诉他自己退学了,因为“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学医能治疗的么?”。

弃医从文是鲁迅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许寿裳当时虽然觉得惊疑,甚至说鲁迅“见异思迁”,但他也只是和鲁迅相视苦笑一番,因为呆子和坏呆子早已成为两人聊天时绕不开的话题。

苦难和无奈是鲁迅同许寿裳交往期间经常提及的,也正是在这些倾诉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鲜活的、有血有肉的鲁迅。

和弃医从文一样重要、鲁迅人生中不得不谈的另一话题,是迎娶朱安,鲁迅在和许寿裳交流中曾表达过自己对这件事的态度。

1906年,鲁迅被母亲鲁瑞哄骗回国后娶了朱安,他在绍兴只待了四天便又返回日本。在和许寿裳说到这件事时,鲁迅颇为感慨无奈。他告诉许寿裳,朱安是母亲娶来的媳妇,是给他的一份礼物,但他和朱安却不会有感情,唯一能做的只是好好照顾朱安。

鲁迅娶朱安后,并没与之有进一步的发展,他在后来又娶了许广平,并和许广平生育了儿子海婴。

鲁迅对海婴的宠爱是周边人肉眼可见的,以至于当时还有“客人”撰文抨击鲁迅对孩子溺爱无度。不久,鲁迅撰文予以回击:“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海婴小时候活泼好动,经常将鲁迅的书籍翻得杂乱不堪,鲁迅在和许寿裳交往中也多有提及,其中有一件事格外有趣。幼年的海婴趴在鲁迅身上咿呀言语——“吃爸爸,吃爸爸”,鲁迅笑回不能吃爸爸时,被海婴反问:“爸爸不能吃吗?”纵横文坛、政界多年,鲁迅一时语塞,最终还是笑着说:“也能吃,但最好还是不要吃吧。”

除了和许寿裳说些自己生活中的事情,鲁迅也会在许寿裳遇到问题时,尽己所能,施以援手,许广平形容许寿裳和鲁迅之间的感情“求之古人,亦不多遇”。

1918年许寿裳的夫人因病去世,鲁迅得知消息后遥寄书信,宽慰许寿裳,但这书信却和旁人的宽慰并不一样。

在信中,鲁迅没有长篇累牍地告诉许寿裳逝者已矣,人应往前看,而是告诉他,虽然他的子女失去母亲确实让人深感不幸,但换个角度想,就会发现这件事也并非完全的不幸,因为幼年丧母的经历,他们也许能成长为更加勇猛、了无挂碍的男儿。

如此另辟蹊径的安慰之法,换了旁人只怕会生气,但许寿裳在接到信件之后却觉得这种宽慰深刻至极,考虑到了别人没有考虑过的层面。

另一件能佐证两人感情深厚的事情是,鲁迅为了参加许寿裳长女的婚礼而将翻译的工作放在一边,以至于后来要细致翻译时,只觉得时间不逮了。许寿裳大女儿结婚时正值国难,所以请柬都没有发送,但一向不肯出门应酬的鲁迅在当天下午还是带着妻子许广平和儿子海婴到场祝贺。

鲁迅和许寿裳的联系甚至还延续到了下一代,许寿裳儿子的开蒙先生也是由鲁迅担任的。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写到,许寿裳的长子许世瑛自5岁起便开始跟着鲁迅学习,后来考入清华大学。

原本,许世瑛打算就读化学系,但因为近视只得改读中文系,作出决定之后,他还向鲁迅咨询该看什么书,鲁迅也为他开了书单。

在鲁迅的一生中,他和许寿裳的关系相当深厚持久,所以关于许寿裳没有出现在鲁迅葬礼上的原因,后来者也众说纷纭。较被认可的一种说法是,鲁迅逝世在上海,而许寿裳在北京,且不论两人之间的距离问题,许寿裳因为与鲁迅交往过密,一直是国民党的重点监控对象,长途奔波,恐有性命之忧。

相识虽短却友情深厚的宋庆龄

鲁迅和宋庆龄的交往多是围绕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展的。1933年1月,鲁迅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个组织的实际负责人为宋庆龄和蔡元培。

鲁迅和宋庆龄相识相交的时间并不长,前后只有3年多的时间,但两人之间却有着十分密切的革命联系和并肩作战的战友情谊。

1936年,鲁迅的肺病已经很严重了,经常咳喘不说,连行动都开始受限。同年5月,在美国友人史沫特莱的安排下,鲁迅接受了上海一位有名的肺病专家的会诊,结果不容乐观。史沫特莱知晓情况后,将病况转告宋庆龄,宋庆龄立即写书信敦促鲁迅尽早治病。

在这封信里,宋庆龄写道:“方才得到你病得很厉害的消息,十二分的耽心你的病状!我恨不能立刻来看看你,但我割治盲肠的伤口,至今尚未复原,仍不能够起床行走,迫得写这封信给你!我恳求你立刻入医院医治!因为你延迟一天,便是说你的生命增加了一天的危险!!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宋庆龄对鲁迅的劝告可谓焦灼,但也许是受早年替父亲买药经历的影响,鲁迅接信后却一直没有住院接受治疗,于1936年10月19日,与世长辞。

得到鲁迅去世的消息后,宋庆龄悲痛不已,立刻赶往鲁迅家中,和蔡元培、茅盾等人组成治丧委员会,在报上刊登鲁迅去世的消息以及商榷葬礼相关事宜,宋庆龄还亲任治丧委员会的主席。

当时,整个上海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里,有人劝宋庆龄不要将鲁迅的葬礼操办得过于浩大,一旦有突发事故就难以控制局面,宋庆龄却坚持自己操办,并在送殡过程中走在队伍最前列,为身后的送葬人员开路,保障其他人的安全。最终,这场葬礼上未有一人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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